前段时间，连续用时十八天，把《红楼梦》重新阅读一遍。读时、读后，感觉不如早年初读时好。特别是读到晴雯被王夫人赶出贾府、病不能治死去的时候，十分气愤起来：发誓从此再也不看此书的。王夫人只为宝玉着想，并且还是想当然地为宝玉着想；认为晴雯长得狐媚，与宝玉在一起会让宝玉学坏的。王夫人需要的，是袭人那样服服贴帖的奴才。所以，她看不惯晴雯说话的稍微大声、举止的稍微随意。晴雯被赶回家中，混帐兄嫂对她不管不问；只有宝玉偷偷地溜出贾府看了她一次。病中的晴雯突然遇到这种处治，心理上承受不住，很快就死掉了。

通观《红楼梦》一书，虽然也有人性的光辉，但淡淡的，如同大火的余烬，闪了几闪，终至于熄灭了。中国古代最好的小说尚且如此，遑论其他了。

多少年前，我在阅读中外小说时，不十分明晰地生出这样的一个判断：中国文学中的人性资源太少。现在，对这个判断更加明确了。进而我还想到，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，还不能过分地去苛求作者。因为古老的中国大地上，本缺少人性。漫漫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，中国人人不像人：特别是女人，可以像名马似的在相互交换、赠予。人们的生存，基本上是指望土地。稍遇灾害，便无力抵抗，便生活无着。这种情况下，依附于官绅的人基本上就成了奴才。既然是奴才了，还有什么自己的尊严可说。人的意识，是上个世纪推翻帝制、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才渐渐确立的。至今，也就是有一百年的时间吧。

而西方，则远远地早于中国。十四世纪（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元末明初）开始的文艺复兴，首先便意识到了“人的思想”要代替“神的思想”，反对中世纪的压抑人性。而以文学三杰但丁、彼特拉克、薄伽丘的作品为代表的文学，则是反封建的新文化的大创造，强烈地表达人的意识的觉醒。这种文学，至十七世纪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，而达到辉煌的顶峰。与此相对应，中国人则在明清专制政权统治下的漫漫黑夜里痛苦挣扎：稍稍敢说一点真话、正常话的人，如明代的李贽，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；其命运只有死亡。写一首诗，其中若有“明”字，就得杀头。清代文字狱之酷烈，差不多可算是世界之最。

翻开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，先看看里面描写的爱情，是何等的热烈、何等的泼辣。《菲亚美达的故事》中：“萨莱诺的亲王唐克烈，杀死女儿的情人，取出心脏，盛在金杯里面，送给女儿。公主把毒汁倾注在心脏上，和泪水饮下而死”。对宗教的虚荣，薄伽丘通过一个“老实人用一句得体好笑的话，把修士的假仁假义讥刺得体无完肤”。
   薄伽丘自己也在作品中大声疾呼：“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，那可得好好地拿出点本领来呢。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，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。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”。稍后于薄伽丘的英国诗人乔叟的《坎特伯雷故事》，其思想倾向与《十日谈》大致相同。

而看看《红楼梦》吧，写宝黛爱情，是那样的扭捏。宝黛之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明白话。虽然，宝玉有一次听说黛玉要南下离开贾府，便头脑发昏生了一场病；但生病后遇到黛玉，并说不出一句肺腑之言。黛玉呢，望风是雨、捕风捉影，只会暗自神伤。宝黛之爱，爱得是这样别扭。这让读者看了，就像是遭遇了连阴的秋季天气，冷、潮、腻，不舒服极了。

西方文学自莎士比亚之后，发展极快；对人性的探索，自然是越来越深邃。这样的做法，是与他们对人的尊重分不开的。

而中国情形，则要落后得多。

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自新文学革命以来便提倡“人的文学”，作家们对外国文学注重吸取；此外，写作环境也相对自由；所以，人性于文学中有所体现。丁玲早年作品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，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、沈从文的《边城》等，对人性关注较为深切。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，凡与政治离得较远的作品，便越易有人性的内容。但是，这些作家作品对人性的探索，其深度则远远不如西方文学。

建国之后，沈从文等作家相继失语，文坛让书写红色记忆的作家们盘踞。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，“高大全”的人物充满小说，不食人间烟火的男女大声歌唱；而从人性角度衡量的话，几乎没有一部像样的作品。

新时期以来，主要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作家们表现出较强的创新能力。“伤痕文学”之后，一些文学作品相对地远离政治，取法西方文学，写出了一些较好的富于人性内涵的作品。但是，与西方大家相比，气象还不够阔大，格局尚嫌狭小。这既与作家的创造力有关，更与生存的环境有关。

九十年代以来，中国文学每况愈下。作家们媚俗、媚权、媚钱，独立思考的精神越来越少。从创作方法上，公开地提倡“回归传统”；这样的话，好作品便很难出现了。

原因很简单，中国文学，除了章回体的通俗写法比较吸引人外，其他的还真不足称道。中国，没有真正的现实主义，像老托尔斯泰那样无所畏惧地描写一切。风行一时的“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”，也没产生出像样的作品。

认识到问题的严重，认识到自己的落后，才能知耻而后勇，才能生出奋力追赶的勃勃雄心。

路子呢，只有一条，那就是：向西方文学学习，汲取西方文学的强大精神。

简单地陈述一下我们身处的严峻现实，人们或许更容易认同我的观点。

我是做人事工作的，有十几年了吧。根据我的观察，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荒诞。大致地举一下吧：一是人事部门组织的职称外语、计算机能力考试，脱离技术人员的工作实际情况。超过45的技术人员，在学校里接触外语极少，在晋升称职时，就是考试的话，他也学不会、记不住。没有办法，他们只好走旁门左道了。而对于年轻一些的技术人员来说，他们在高中时对英语就进行了系统学习，高考时更是一门分量很重的课程，大学时还要学习；所以说，对他们来说，晋升职称时再考外语，则纯属多余。计算机能力考试的情况，与外语差不多。对此，人大会上有代表多次提出议案，建议取消职称英语考试。但是，人事部门为了保住这一大块面包不放，竭尽全力反对。二是事业单位改革，多少年前就吵吵着实行竞争上岗、实行聘任制。有关聘任制的表格印刷出来，下发到各单位，至今已有三年多的时间了。现在，纸张都发黄了，还没有聘任的具体政策出台。三是中国人奴性至今十足。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没有进展，干部选拔、提升仍然依靠主要领导人物说了算数；于是，干谒奔竞、献媚取容之事较之封建社会并不见少。有些人在权力者面前，表现出低三下四、卑躬屈膝的丑态；而对于精神特出者，则群狗狂吠、咬死后快。因此，怎会不让人想到郁达夫所说的“不可救药的奴隶之邦！”难怪有识之士呼吁：“反封建的任务，远远没有完成！”

在这样的现实中生活、敏感的写作者们，在看卡夫卡的《城堡》时，怎么会没有共鸣、没有联想。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，从一开始就写土地测量员K接受城堡当局的邀请，到城堡治下来测量土地。既然承担了这样的重要任务，总得见见当局分管此事的官员吧。但是，K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直到小说结束，也没有见到想见的官员。自然，土地测量，一点也不会进行了。这其间，K遇到的荒诞之事，阅读时细心品味，觉得与中国现实差不多。只不过，卡夫卡对荒诞进行了一定的夸张、放大而已。面对这样具有强烈艺术真实的小说，相信写作者们是不会无动于衷的。

而我们的小说呢，说来太没劲了。举爱情小说吧。近年来产生的爱情小说很多。一些网站的爱情小说，从题目上看便俗不可耐：什么《我是你的小小小》、《性奴》等等；内容，只是性的擦边球描写，没有精神的张扬。期刊上的爱情小说，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看过柳营写的《阁楼》，写一青年女子与一已婚男人同居，通篇只见对男女之事的沉醉，女子对自身裸体的自恋；没有心灵的沟通、没有生命意识的抒写，更没有人物精神的探索。说分手，很简单地就分手了。女子好像轻轻地洗了一把脸，就把往事一下子忘却了。于是，顺利地找到另一男人，俨然淑女似地嫁了出去。就是这样的小说，还被改编成电影；真不知制作者们相中了这小说的什么。

看看人家西方文学中写爱情的，劳伦斯的《查太莱夫人的情人》，现在已成经典了。人家这作品，描写男女情爱，读后一点也觉不出“脏”来；感觉极美，极具生命意识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：小说快结束时，分离后的梅洛斯与康妮之间通信，一致表达了要忍下思念之苦、迎接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。这，一下子提升了小说的境界：两个能够相互给予对方幸福的人，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。这符合自然、符合人性；不然的话，便是不自然、不人道。

西方文学，大宗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，自然还有“后现代主义”等等。西方文学精神，主要体现在前两类文学当中。我们现在去学习他们，自然是为了写好自己的作品。至于学习之后，到底如何写自己的作品，那就要结合自己的气质了。残雪的小说，是一直坚持学习西方现代小说的；这自然是一个文路。但是，西方文学精神，用真正的现实主义，也是可以表现出来的。

文学的大道在西方，文学的真经在西方。我们应该拿出唐僧西天取经的精神来，从西方文学中取来精髓，写出具有深刻人性内涵的作品来，进而改造民族精神。这，是一项很重大、很艰辛的工作，有才力的人们，快快踏上征途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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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七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