• 所有的苦难，皆源于饥饿
• 宗教通过节制欲望来克服饥饿，而革命则通过重建社会秩序来做到这一点。
• 对革命的煽动，不是由什么理论，而是由胃完成的
• 穷苦人通过革命获得的所谓平等，不是像地主老财一样可以花天酒地，而是要让地主老财像他们一样过上牛马不如的生活。
•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，革命解决了社会平等的问题；而从生理学的角度上说，它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

有一本令我至今难忘的小人书叫《一块银元》，它讲述了一个家庭在饥饿中被奴役的故事。饥饿使他们率先失去了爷爷和奶奶，在逃荒的路上，父亲又被匪兵夺去生命，只留下一块被子弹打了一个缺口的、染血的银元。即使无衣无食，母亲仍然没有舍得花掉银元，直到它被恶霸地主李三刀抢走。可以说，银元的意义已经超越货币层面，而成为这个家庭的精神图腾。它上面的血迹，象征着生命的延续与继承。而它真正的敌人，不是匪兵，而是饥饿。这本书用相对充足的篇幅描写饥饿。饥饿迫使母亲把姐姐卖给李三刀，姐姐却失去了生命——李三刀用水银灌死姐姐，让手持莲花灯的姐姐为他死去的母亲发丧，而姐姐的价值，刚好是那枚有缺口的银元。

显然，这是一个经过精心构架的故事，一块银元成为整个叙事的线索，显得天衣无缝。旧中国是否有将活人用水银灌死，然后陪葬的案例，暂且不去考证。重要的是它传达了一个信息：所有的苦难，皆源于饥饿。

作为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，饥饿是客观存在的，而《一块银元》则企图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饥饿。它证明了饥饿是无法回避的，同时想方设法在身体的饥饿与旧的社会秩序之间建立起一个等式，认为它是由历史环境、社会秩序造成的，所谓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。将饥饿与旧制度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，是《一块银元》所要完成的使命。用故事的讲述者的话说：“这块银元是历史的见证！它的来历本身就是对万恶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愤怒控诉和批判。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像我这样被夺去亲人、受尽折磨的苦孩子，何止千千万！哪一家劳动人民没有一本血泪账啊！”（《一块银元》，第77页，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72年版）革命伦理学就是这样通过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家庭的历史，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叙事。

　　宗教通过节制欲望来克服饥饿，而革命则通过重建社会秩序来做到这一点。所以，争取吃饱饭，成为许多革命者最朴素的革命动机。也就是说，革命已经成为濒死者生存下去的惟一机会。这等于告诉我们，对革命的煽动，不是由什么理论，而是由胃完成的。胃是最彻底的革命旗帜，革命事业将在它的指引下奋勇前进。

　　然而，革命并没有履行它对胃的许诺。革命后，尤其在1960年代，饥饿的势力依然强大。为了避免失掉信誉，革命必须及时进行一次语义调整，将革命的内涵，从物质层面，上升到精神领域。革命的出发点——生存的现实主义，也就转换成它的终极目标——精神的理想主义。身体在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，此时已被视同粪土，不被允许登上革命的大雅之堂。据雅典的苏格拉底先生论证，肉体在“本质”上就是尘埃的意思。遭到革命的拒绝，“苦行”、“禁欲”，忍受身体苦难，则成为革命者的必修课，而对于饥饿的态度，则成为判断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。《红岩》一书中，刘思扬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在绝食斗争中，想到饿，甚至感觉到饿，都是可耻的事！当然，饥饿并不因此而不存在。可是，我要和它斗争，我要战胜它！这样一来，饥饿的感觉仿佛怕我似的，忽然偷偷地消失了。”（罗广斌、杨益言：《红岩》，第242、243页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00年第3版）正常的生理需求，此时已被赋予了严肃的道德语义。马尔库塞说过：“社会主义世界同时是一个道德的和美的世界：辩证唯物主义不但在理论上，而且在实践上都含有唯心主义因素。”（马尔库塞：《反革命和造反》，见《工业社会和新左派》，第81页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年版）将苦行唯美化，这表明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政治唯美主义的追求。革命者向饥饿发出的挑战，表现出一种圣徒式的勇敢。它奠定了革命者的饥饿美学。它令我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《饥饿艺术家》。作为作家本人最为珍重的几篇小说之一，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把忍受饥饿当作艺术的人。每当他表演饥饿的时候，公众都以不信任的目光窥探他是否偷食。这使他深受羞辱——饥饿是他的信仰，绝食是他的良心渴求。“他的艺术的荣誉感禁止他吃东西。”（卡夫卡：《饥饿艺术家》，见《卡夫卡文集》，第1卷，第224页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版）最后，他用生命捍卫自身的艺术尊严。刘思扬们的绝食当然不是表演，而是他们的斗争手段，就像战士用枪战斗一样。刘思扬与饥饿艺术家的相同之处，在于他们对饥饿的超越。

实际上，革命者的饥饿伦理，或者饥饿美学，是在一定情境下产生的，然而，它们却被绝对化，成为一种普适性的公式，它的最终目标就是排斥食物。穷苦人通过革命获得的所谓平等，不是像地主老财一样可以花天酒地，而是要让地主老财像他们一样过上牛马不如的生活。从社会学的角度说，革命解决了社会平等的问题；而从生理学的角度上说，它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。

    饥饿与意识形态短暂婚配终将结束，它们的结盟是脆弱的。除非寄望于生命科学的进步，或者某种盖世神功，我们无法阻止饥饿对我们身体的定期骚扰。即使对于革命者，完全无视饥饿的存在也是做不到的，道理很简单，他们也有鲁迅所说的“常常要饥饿”的缺点，至于“连感觉到饥饿都是可耻的”，纯属自欺欺人，否则，中国人就不会有“亩产十万斤”的豪言壮语。根据那些人的理论逻辑，粮食丰收不仅可耻，而且是大大可耻。自古至今，饥饿始终是中国人难以摆脱的、最重要的身体苦难，而“大跃进”时代的“亩产十万斤”闹剧，则表明了中国人对于这种身体苦难的心理恐惧，而从上至下几乎没人对“亩产十万斤”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，则是源于他们在这种反常心理下产生的幻觉。可以说，身体苦难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，包括今天大款们一掷千金的“玉体宴”、“牛奶浴”，也概莫能外。

　　身体苦难→经济压迫→阶级仇恨→革命，这是《一块银元》的逻辑线索，而受到标榜的“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”的陈胜吴广、宋江方腊、李自成张献忠——与其说是意识形态行为，不如说是身体行为，即：用暴力夺回失去的“银元”的行为。夺回自己的银元，曰“复仇”；夺回别人的银元，曰“行侠”。对于这两种身体选择，中国文学历来不乏经典性的描述。《一块银元》用父亲的死来表明，革命不可能靠单数的身体来完成，而只能以复数的身体来完成。所以，那条逻辑线索，归结起来，就是由身体到身体，由个体到多数，由胃到拳头。

因为佛陀主张忍受痛苦：爱欲为众苦之因，完全无欲，则无明灭、行灭、识灭、苦灭（《大品》）；耶稣拒绝举剑，“失败和殉难从此开始”（加谬语）；所以，革命正是在这里与宗教分道扬镳，各奔前程。